这篇文章研究了不同国家间农场规模差异的决定因素以及他们对于农业和总的生产力的影响。借助于农场分布为特征的两部门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的总和解释了贫穷和富裕国家农场规模和生产力差异的25%，而导致农场间资源错配的政策和制度解释剩下的差异。通过探索国家内部特定农作物价格扭曲及其与农场规模的关系，研究建构了一个衡量不同国家间农场规模扭曲的总体指标，这个指标与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一起解释了国家间农场规模和生产力差异的50%。
** 贫穷国家的劳动生产力低下 **
理解农业对于理解各个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差异非常重要。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贫穷国家在农业上的生产力比在其他行业的生产力更为低下，同时农业占用的劳动力人口却更多。自从舒尔茨（1953）以来，对于贫穷国家农业劳动力人口分配的解释就是食品部门的低效率。但接下来，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贫穷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这么低下呢？以往的许多研究对此进行了不少探索，但还是没能做到充分解释。本研究则表明农场规模是重要的指标，可以解释贫穷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 现实的观测数据：贫穷国家农场规模小，农场规模越小生产效率越低 **
两方面的观测数据激励了本研究深入探索农场规模问题。
第一方面，富余的和贫穷的国家的农场分布有着绝大的差异，贫穷国家的农场有效规模显著得小。使用世界农业普查的数据，本研究获取了国际间可比较的数据，发现占所有国家数目20%的最贫穷的国家的农场平均大小是1.6公顷，而占所有国家数目20%的最富裕国家的农场平均大小是54.1公顷，是前者的近34倍。在贫穷国家，非常小规模的农场（2公顷以下大小）占据了所有农场数目的70%以上，而富裕国家中，小规模农场只占15%。贫穷国家几乎没有20公顷以上规模的农场，而在富裕国家，这类农场占据了40%以上的比例。
第二方面，越大的农场劳动生产率越高（每个劳动力的附加值），这个事实暗示着农场规模有可能对农业生产力有很大影响。使用美国农业普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了最大规模与最小规模农场的每个劳动力附加值有16倍之差。其他来源的数据（如国家普查、农业调查等）表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力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提升。并且，无论土地稀缺性、土壤、地理环境、农业结构、农业组织形式怎么样，以上结论不变。Foster和Rosenzweig（2011）对印度的研究也表明了农业生产效率随着农村规模的扩大而提升。
**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只能解释农场规模和生产力差异的25% **
本文就研究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农场规模不同，并定量评估农场规模差异对农业和总体生产力的影响。研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农业-非农业的两部门模型，以农场规模分布为特征。这个模型的新颖性在于农产品并不是由代表性的农场生产的，而是由具有不同管理农场能力的异质的农民们生产的。农场是技术规模报酬递减的，因为农场需要农民们管理能力的投入，而土地和资本也是在农民的控制下才能发挥作用的。农场经营的最优规模是由农民的管理能力决定的。于是，对于给定的农民管理能力分布，这个模型暗示了农场规模的分布。
借助于美国农业普查数据，研究检测了模型的信效度，证明模型与农场数据非常吻合。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的总和仅仅解释了农场规模和生产力的25%，那么剩下的那些差异是由什么带来的呢？于是学者们继续进行研究，并聚焦于那些导致不同规模农场之间资源错配的农业政策，猜测政策因素可能导致了贫穷国家农场规模小、生产力低下。
** 贫穷国家的农业政策、制度导致农场资源错配，限制了农业生产力提高 **
众多关于导致贫穷国家农场规模扭曲的制度和农业政策的证据表明规模小至少是农业资源错配的表征之一。那些直接或间接扭曲了农场规模的政策和制度往往鼓励小规模。很多国家实施的土地政策中都对土地拥有量设置了最大值，并将那些规模超过最大值的农场进行拆分，比如孟加拉国、智利、埃塞俄比亚、印度、韩国、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等。有些国家则通过设置最大和最小规模限制而扭曲了农场规模，比如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还有一些国家，如津巴布韦、巴基斯坦、巴西和纳米比亚等还实施了土地累进税，大农场比小农场被征收的税率更高。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夸张的农业收入累进税。一些非洲国家，如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仅给小农场主提供投入品补贴。在印度，租赁改革给租户提供了权属安全和优先购买权，这也会阻碍农场规模的增长。Bridgman等人（2012）的研究也表明了生产份额（生产份额会不成比例地伤害到大型不动产）和农场规模最大值的限制对波多黎各甘蔗产业产生负面影响。除了上述政策和制度，还有一些通常的制度如不完善的土地市场、信贷约束等否可能导致农场规模扭曲。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的总和以及施加在生产者身上的税收可以完全解释富余和贫穷国家之间劳动力和生产力的部门差异。那么在实证可以观测的与规模有关的税收可以解释农场规模和生产力的差异呢？研究使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便利了国际间农业扭曲现象的比较，进而建构了衡量农场规模扭曲的总体指标。具体而言，研究使用了特定产品价格扭曲指标，等于农场交货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值（运输和分销成本在模型中是被控制好的）。这个价格差表示了由政府引致的政策性扭曲，如国内税收、补贴、贸易税、对国内外汇交易市场的干预等。正差值表示了生产者得到了补贴，负差值表示税收。众所周知，贫穷国家通常对农业征税。为了构建这个总体指标，本研究探索了国内特定作物税收的差异并将其与生产对应作物的农场规模关联起来。研究发现，贫穷国家倾向于对越大规模的农场征收更高的税收。将这个衡量农场规模扭曲的指标与前述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的总和放在一起，模型能够解释贫穷和富余国家农场规模与农业生产力差异的50%。无论在农业还是资源错配研究领域，50%的解释程度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效应。研究证明在每个规模类别，对生产力影响最大的定量因素是导致平均劳动生产力下降的资源错配。
本研究还进一步评估了导致农场规模扭曲的特定政策的定量影响。具体而言，学者们研究了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两个改革，前者设置了5公顷的最高土地拥有量现值，后者实行了土地累进税。研究发现，菲律宾的改革导致农场规模和生产力下降了7%，而巴基斯坦的改革导致农场规模和生产力下降了3%。从长远来看，资本、土地、整体经济生产力这几个要素的变化会掩盖掉政策因素的影响。
论文原文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arms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农场规模分布与国际生产力差异》）发表于2014年6月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http://www.jijitang.com/note/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