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dy2014-12-07 2:50 PM

新南威尔士大学最牛金融女教授 Renee Adams



Renee Adams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金融教授,同时是欧洲公司治理机构的研究助理,也是金融研究网络和金融和经济女性团体(Finance and Economics Women Group)的负责人之一。Renee拥有美国和德国的双重国籍,并能流利的使用英语和德语。


Renee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取得了数学学位(B.A. Mathematics),她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在1991年最优秀学生,取得了Summa Cum Laude(成绩为全部学生中前2%的学生)和顶尖的数学毕业生(The Top Mathematics Graduate)的荣誉。之后,Renee去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继续深造并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M.S.Mathematics),最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她的金融博士学位。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之后,Renee在很多大学担任过教职,包括纽约大学,日本一桥大学,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并且,她还曾经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学 (Economist)。2011年, 她被聘请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金融教授至今。


在她的学术生涯中,她众多的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包括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以及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上。最近,她成为了《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她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主要给荣誉学年的学生和研究生层级的学生上课,上课的内容包括金融研究方法和公司金融方面的高级课题。她是一位知识丰富而且认真负责的教授,她教授的内容都能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对于那些未来准备读博士和正在读博士的学生,她治学严谨,学生都能从她的课堂上学到很多前沿的金融知识。


Adams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司金融,她的研究重点是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组织经济学。她的很多研究与董事会相关,是研究董事会成员性别构成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 Adam有很强的数学背景和数学建模能力,她的研究往往通过创建很多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几篇她这几年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




雷曼姐妹: 更多女性董事会成员的银行的表现

女性并非都相同。在规避风险问题上,从事金融行业的女性与从事非金融行业的女性有显著的差异。她们愿意承受风险的程度与同样从事金融行业的男性类似。因此,有更多女性董事会成员的银行并没有减少具有风险的活动,也没有在危机中表现出他们因此面临比其他银行较小的风险。但是,拥有更多女性担任董事的银行整体表现优于其他银行。在董事会出席率的问题上,银行的女性董事们比男性董事们好。而且更多女性董事的银行更愿意偿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款项。在金融风险的问题上,管理层的性别差异并不带来特别显著的影响。

很多调查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不愿承担风险。所以,欧盟竞争委员会专员Neelie Kroes说:“如果雷曼兄弟是‘雷曼姐妹’,危机还会发生吗?不会。”她认为,女性更不愿承担风险并和他们的男性同事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基于类似原因,欧盟内部市场委员会专员Michel Barnier建议对银行董事会设置性别配额。然而,从1996到2007年,雷曼兄弟的董事会的成员里面其实也有女性。而且很多新闻报道,女性银行家们也会采取风险极高的策略。实际上,被指责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工具“信贷违约掉期”就是由女性发明的。所以,并不是十分清楚是不是在银行或者银行董事会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承受风险。因此,这篇文章想探寻在银行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的女性到底是不是能降低银行风险。作者首先检验了董事会性别多样性和银行几项风险行为(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关系。但是,结果发现银行的总体风险并没有因为董事会性别的多样化而减少或者增加,即使在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也是如此。其次,作者检验性别更多样化的董事会在提高业绩的方法上是否有所不同,但是也没发现女性董事和男性董事在这些表现上有不同之处。


论文原文:

lehman sisters




对银行家的好消息,对美联储的坏消息?

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里有私有企业利益的代表,其原因是为了保证联邦储备系统公平地代表了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联邦储备系统通过不同的方法强调了选择董事背景多样化的重要性,包括将董事分为三组以保证在董事会中平衡地代表了商业和非商业部门等。然而,根据本文研究发现,这些不同的方法并没有充分保证平等且正式地代表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首先,大银行且不一定是业绩优良的大银行会更有可能有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席位。其次,上市银行的股票价格对于担任联邦储备银行董事职位持正面反应,但是非银行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却没有正面的反应。其原因是因为市场认为银行可以从这些董事职位中获益,而非银行上市公司无法获益。

联邦储备银行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多德-弗兰克法案》增强了联邦储备银行拥有的监管权力,未来联邦储备银行会更突显其在监管方面的重要性。联邦储备银行为政府履行着重要功能,但是,联邦储备银行却是由所在地区的成员银行拥有的非盈利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一样,联邦银行也由董事会管理。《联邦储备法案》决定了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构成,即每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有九名董事。联邦储备委员会任命三名董事,每个地区的成员银行选出另外六名董事。这些董事分为三组,分别代表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并不是联邦储备系统的全职雇员,在是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同时仍然为他们私营部门的雇主工作。由于存在与政治或者是监管机构的这样一种联系,这些私营部门的雇主是不是能从这些联系中获利呢?这篇文章首先比较了在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有代表的银行和其他银行的特点。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例,从1996到2002年,可以提名董事会人选的小银行从91家减少到80家,然而从1994年到2000年可以提名的大银行只从8家减少到7家。所以大银行更容易有代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中。接下来,这篇文章研究了有董事会席位的银行是不是能比有董事会席位的非金融机构获得更多利益。市场对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有代表持正面反应,但是对于非银行业者反应则不全是正面。另外,本篇文章也发现有联邦储备银行董事席位的银行比其他银行停止经营的可能性更小。


论文原文:

Bankers on Fed Boards: Is Good News for the Banks Bad News for the Fed?




银行家们知道什么?

与非金融业的股票内部交易相比,银行业人员进行股票内部交易时的信息相对匮乏。银行内部人员在买入股票时的表现相对较差,但是卖出股票时表现相对较好。银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信息透明的,但是却使得银行内部人员难以理解。银行家可能不太注意他们有些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行为的结果。银行也在设计公司治理的结构时需要与非金融业的企业不同,同时银行的薪酬结构也应该与一般的企业有所区别。另外,研究还发现更加具有金融专业的银行董事会对银行的公司治理并没有太大影响。

很多人都认为金融危机是因为银行拙劣的公司治理造成的。因此,决策者们会针对银行的公司治理进行回应。但是,关于银行治理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银行家们实际上对他们公司策略的后果了解多少。这边文章通过检验银行家们的内部交易行为来分析他们对银行的了解程度,以选取非金融企业的内部交易作为参照标准。由于金融危机会改变外界对银行资产的看法,因此,这篇文章在调查银行内部交易是分成了两个时间段,即金融危机前的时间段和金融危机中。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前,银行内部人员在购入股票的时候长期买入持有收益率为负。从6个月的买入持有收益率来看,银行内部交易者购买股票获得超额收益要比非金融行业内部交易者的少5.30%到8.53%,而银行内部交易者卖出股票获得的超额收益要比非金融行业内部交易者的少2.19%到5.34%。


论文原文:

What do bankers know?




友好董事会理论

该论文获得了2011年Emerald卓越引用奖(Emerald Citation of Excellence Award) 。论文主要运用数学模型对董事会和CEO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解释,包括讨论了单一董事会(sole board)和双重董事会(dual boards,即同时有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构)之间和CEO相互影响的异同。


在2001年2月的《经济学人》中,普华永道对英国公司董事会进行了调查。该调查认为过分强调董事会的监管角色会使得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之间产生裂痕,而制定公司战略却需要他们之间紧密合作。在监管和合作上,独立董事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赖公司最高管理人员和管理层的信息进行决策。


这篇论文对董事会的双重角色(dual role)结果进行了分析,董事会的双重角色是指董事会既是管理层的顾问(advisor)又是管理层的监管者(monitor)。由于董事会的这种双重角色,在对董事会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CEO需要进行权衡。如果CEO向董事会披露公司信息,他能够得到更好的建议,然而知情董事会(informed board)同样会加强对CEO的监管。因此,最佳的董事会是一个对管理层友好的董事会(management-friendly boards)。


为了研究董事会双重角色对于公司的影响,这篇论文建立了单一董事会和CEO之间的相互影响(interaction)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在这个模型中,当CEO偏好的投资机会和股东偏好的投资机会不一致的时候,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就会出现。当董事会能成功监管公司,即董事会可以有效控制投资项目的决策,则CEO无法执行他想要的投资项目并丧失控制权利益(control benefits)。当董事会无法控制公司投资项目的选择,董事会会对CEO提出建议。而这个模型最重要的假设是如果CEO向董事会提供关于公司投资项目更全面的信息,董事会能够给CEO提供更优质的建议。在这个模型中,由于越独立的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管越严格,CEO就需要对信息披露进行权衡。


Adams教授为这个模型提出了四个基本概念:第一,因为CEO重视控制权,所以他反感董事会的监管;第二,因为董事会的建议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并不会干扰他的决策,所以他愿意董事会提出建议;第三,当有更全面的信息,董事会能更有效的监管和建议;第四,对于公司独有(firm-specific)的信息,董事会严重依赖于CEO的提供。


Adams教授把这个模型分为了四个阶段:首先,公司股东建立公司;其次,CEO收集信息并同董事会进行交流;再次,董事会收集信息并监管CEO;最后是控制权的分配和项目的选择。


通过数学模型的分析,她认为,在单一董事会系统中,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原因是由于监管强度会上升,管理人员不愿意向单一董事会披露信息,而由于没有信息,即使是独立的董事会也无法对公司进行监管。也就是说,在单一董事会系统中,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decrease shareholder value)。与此相反,在双重董事会系统中,提高监事会(supervisory board)的独立性不会影响管理人员披露信息的积极性。因此,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会增加股东的利益(increase shareholder value)。她指出,当董事会有顾问职责时,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优先选择越一致,股东越受益。同样,董事会中的非股东成员会使得董事会和管理层更加一致,从而不会损害股东利益。


她最后得出结论,如果管理层不过于看重控制权利益,董事会在顾问过程中得到的信息同样可以增强对公司的监管。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最好由股东来决定公司董事会的组织构成。对于那些被迫选择一个队管理层友好的董事会的公司,股东会倾向于采用双重董事会系统,因为这样的监管强度会更高。所以在单一董事会系统中,强势审计委员会(audit committee)会更加有利于股东的利益。如果最佳的董事会是对管理层友好的董事会,公司仍然需要其他的管理机制来制约管理层。


论文原文:

A Theory of Friendly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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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dy

Eddy,郭某明高中校友,90前,天蝎座,萌,土澳某大学商学学士&金融硕士。 兴趣是玩和互黑,做了好多年会计,因为实在不是细心安静的男子,于是在拿到CPA以后,重新回到校园准备读书改行。 目前致力于和唧唧堂各位有志青年一起,把本公司奋斗上市,拿到股票期权,迎娶白富美,当上CEO,成为人生赢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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