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ien Chung and Xiaowei Rose Luo
本文探究在经济增长环境下领导变更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和新制度视角，本文强调继任者出身和企业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作者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发生了迅速而且巨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来自外部的继任者能够提高的企业的盈利水平。然而，这种外部继任者带来的优势对于内嵌于家族和商业集团关系的企业来说会减弱，在这种企业中家族内部成员能攻更好地获取社交资源。但对于内嵌于成熟市场逻辑的公司，外部继任者的优势被进一步放大，比如高科技企业和外资企业，因为外部继任者的合法性有助于自愿的获得，这种合法性是被社会所认可的。
本文提出了如下几个假设：
假设1：在新兴市场中，相对于家庭成员和内部人员的继任，外部领导继任意味着企业后续更高的利润水平。
假设2：对于家庭卷入度高，企业外部继任者相对家族内部继任者带来的绩效优势比家庭卷入度低的企业低。
假设3：对于隶属于商业集团的企业，企业外部继任者相对家族内部继任者带来的绩效优势比独立的企业低。
假设4：对于高科技企业，外部继任者相对于内部继任者（不包括家族成员）带来的绩效优势比其他行业的企业更高。
假设5：对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较高的企业，外部继任者（相对于家族成员和内部继任者）带来的绩效优势高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低的企业。
本文的样本为在台湾证券交易所（TSE）公开上市的全部企业，包括4636个企业年（firm-year）的数据，涉及361家不同的企业。在数据进一步处理后留下了573家企业，包括4316个企业年。本文的观察并不局限于有继任的企业年，而对没有发生领导人更换的企业也有关注。
作者通过以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assets，ROA) 作为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作为模型中的因变量。自变量主要是主席变化以及继任主席的出身。同时本文还考察了继任主席的出身与是否家族所有、是否为商业集团成员以及是否是高科技行业企业的交互作用。控制的变量有行业平均绩效、企业年龄与规模、企业多样性、企业资源水平等。
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