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雾霾天气频频出现，阳光明媚的日子对一些城市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奢侈。雾霾不仅会影响日常生活，如出行不便，也会给人们身体、心理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大家苦不堪言。但实际上，空气污染对我们的影响不止于此。
在发表于心理学旗舰期刊《Psychological Science》的一项最新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Jackson G. Lu等研究者探究了空气污染对犯罪活动和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其中一种作用机制：焦虑。
焦虑（anxiety）是指人们在面对潜在的不良结果时产生的忧虑痛苦或生理唤醒的状态。以往的诸多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会让人们变得更加焦虑。例如，空气污染会加强人们对死亡的感知，因而增加焦虑。同时有证据表明，焦虑会增加暴力性的不道德行为（如，破坏公物）和非暴力性的不道德行为（如，骗取钱财），其部分原因是不道德行为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应对焦虑的不良策略。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者认为空气污染会让人们感到焦虑，因而做出更多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研究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档案法研究和三个实验研究。
在研究一中，研究者收集并分析了2001至2009年期间美国9360个城市空气污染和犯罪活动的数据，用以探究空气污染对犯罪活动的影响。其中，空气污染数据涵盖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监测的六种主要空气污染物质：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PM10和PM2.5；犯罪数据涵盖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记录的七类犯罪活动：谋杀、强奸、抢劫、故意伤害、入室盗窃、扒窃和机动车盗窃。
在控制了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城市人口数量、执法人员数量、经济水平和人口学变量等诸多因素后，研究者通过泊松回归模型分析(Poisson regression analyses)发现，空气污染越严重的城市，各类犯罪的平均频率就越高（如图1）。通过平衡面板 (balanced panel)和非参数Bootstrapped标准误(nonparametric Bootstrapped standard errors)等稳健性分析发现，除了扒窃这一特殊犯罪类别外，空气污染均稳定地正向预测其他六种犯罪活动发生的频率。
接下来，研究者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通过三个实验研究进一步探究了空气污染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无法直接将被试暴露在空气被污染的环境（有违道德），研究者通过让被试观看照片的方式从心理上体验在空气被污染的环境中的感受。
在研究二中，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污染组和干净组，分别观看不同的照片（空气污染的照片 vs. 空气干净的照片），并想象自己生活在其中、四处走动，呼吸这些空气时的感受。然后，研究者测量了他们的不道德行为。
不道德行为通过远距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es Test)来测量。被试需要根据三个“线索词”，找出与它们都存在关联的第四个词语（例如，毯、眉、发→毛），每答对一个奖赏0.5美元。同时，研究者告诉被试，由于实验程序出了一点小差错，如果他们把鼠标移动到位于三个线索词下面的方框里，正确答案就会显示出来。研究者要求被试独立完成测试，避免把鼠标移到方框里。实际上，这一差错是故意设计的。被试把鼠标移到方框里的次数越多，则代表不道德的欺骗行为越多。
结果表明，相比于观看空气干净的照片的被试，观看空气被污染的照片的被试更倾向于把鼠标移到方框里，即做出更多不道德行为。可见，即使是心理上经历空气被污染的环境，也会让人们的行为变得更加不道德。
在研究三中，研究者通过两个子实验（3a和3b）探究了空气污染影响不道德行为的作用机制。为了减少误差，研究者对实验图片进行了改进，使用的均是同一地点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空气干净 vs. 空气污染）拍摄的照片（如图2、3）。被试们被随机分为两组：污染组和干净组。污染组观看了15张空气污染的照片，而干净组则观看了15张在同样地点拍摄的空气干净的照片。所有被试需要想象自己生活在照片中的城市，并在5分钟内写一份生活日记。两个子实验中的被试不同，测量不道德行为和焦虑水平的方法也不同。
在实验3a中，被试是美国大学的学生，测量不道德行为的方法是掷骰子。被试需要报告自己掷得的点数，以获得与点数相对应的额外奖金（点数为1则获1美元，点数为6则获6美元）。一般来说，如果被试没有谎报，那么最终的平均点数将接近3.5（因为（1+2+3+4+5+6）/6=3.5）；如果被试谎报，那么最终的平均点数会显著大于3.5。焦虑水平则通过被试所写的生活日记来评估。两名不了解实验目的研究助手对被试所写的内容在八个情绪维度上进行评价：苦恼、愤怒、紧张、害怕、热情、兴奋、快乐和放松。其中，前四种代表焦虑水平，后四种代表积极情绪水平。
结果表明，污染组被试报告的掷骰子点数（平均值=4.46，标准差=1.60）显著大于干净组被试报告的掷骰子点数(平均值=3.60，标准差=1.85)，同时也显著大于3.5。污染组被试所写的日记反映出的焦虑水平也显著更高，并且焦虑在空气污染与不道德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空气污染让人更加焦虑，因而做出了更多不道德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可能是他们应对焦虑的一种方式。
在实验3b中，被试是印度的成年人，测量不道德行为的工具是不当谈判策略量表（Self-Reported Inappropriate Negotiation Strategies scale）。实际上，该量表测量的是一种意向，即被试在谈判中愿意使用不道德策略（如，故意歪曲事实以支持自己的论点）的程度。焦虑水平的测量是斯皮尔伯格状态-特质焦虑量表简版中的6个题目，即被试感到焦虑、平静、中性、放松、紧张和不安的程度。
结果表明，心理上感受空气污染让被试更愿意使用不道德的谈判策略，也会让他们更加焦虑。同时，焦虑在空气污染和不道德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即空气污染让人感到焦虑，因而做出更多不道德行为。
可见，空气污染除了会严重影响几十亿人的身体健康，还可能会让人们做出更多犯罪、欺骗等不道德行为！其中一个作用机制是空气污染会让人变得更焦虑，而焦虑让人产生更多不道德行为。研究者表示，除了焦虑以外，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Effect)、可见度低等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空气污染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总而言之，其中的作用机制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究，这些研究将有利于减轻空气污染对人们道德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Lu, J. G., Lee, J. J., Gino, F., & Galinsky, A. D.（2018） Polluted morality: Air pollution predicts criminal activity and unethic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cience.